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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方面的意见，在陈其美那通邀请各省代表来沪的通电里，已表达十分清楚：
“自武昌起义，各省响应，共和政治，已为全国所公认，然事必有所取，则功乃易于观成。美利坚合众国之制，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。
美之建国，其初各部频起争端，外揭合众国之帜，内伏涣散之机，其所以苦战八年，收最后之成功者，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，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。考其第一次、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会议为宗旨，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，长治久安，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级。
吾国上海一埠，为中外耳目所寄，又为交通便利，不受兵祸之地，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，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。”
但宋教仁又说：“然则武昌为首义之地，引领全国民气，其通电发出又在先，据闻部分代表已经到鄂，沪与之争，恐将不利。”
陈其美的宗派观念很深，而且他坚持认为黎元洪不过一个旧官僚，有什么资格代表革命党人？一旦承认武昌组建临时政府，那么革命党多年来的心血，岂不是都落到黎元洪一干人等手中？
陈其美愤愤道：“克强真糊涂！他受黎元洪什么登坛拜将，以至于我们步步受人节制，于同盟会大局属实不利。”
陈其美所说的登坛拜将，是黄兴刚刚赶到武昌时发生的事情。
当时黎元洪效仿刘邦登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的例子，建筑拜将台，大张旗鼓封黄兴为帅指挥鄂军。
黄兴不察，冒然受封，结果就等于是同盟会方面认同了黎元洪的领导地位，承认了黎元洪有权力授予他人军权的地位，导致现在是一步错、步步错，整个革命势力都有被黎元洪篡夺的风险。
陈其美又说：“如果上海实在争不过武昌，渔父，我的意见是这样的。让各省旧咨议局各举代表一人，各省现时都督府也各派代表一人，均常驻上海，暂且视为国会机关。这样政府由武昌控制，国会由上海控制，同盟会还能有一定斡旋空间。”
宋教仁却不赞成：“国会机关要仿照美国，此乃一定不易之法。但府在武昌，会在上海，府会相隔数千里，办事肯定多有迟滞，太不方便，完全不适合目前南北交战的非常时期，恐怕难以被各方接受。”
“可恨！黎元洪胆大包天，真把临时政府建在武昌，导致各省代表被北洋军俘虏如何是好？渔父，不若我派一聂政荆轲之流死士，将黎元洪刺死如何？克强还在武昌，黎元洪若死，正可由克强接手军队。”
宋教仁被陈其美这种大胆至极的言论吓了一跳，立刻反对：
“英士切勿胡来，引火上身，更会导致革命大局的崩塌！对于临时政府的事情，你也不要太担心，等孙先生回国后再处理吧！
我们可以同意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，只要各省仍留一人在上海联络声气，作为通信机关，就可以为将来的变化取得一线余地。”
陈其美还很不服气，但他也明白大局如此，不容易改变，只好勉强称是。
“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渔父，林淮唐是你和克强的人吧？他太过分了，竟然将展堂兄绑去汕头。”
林淮唐在梅州进行革命活动时，同盟会的香港机关还是由黄兴、宋教仁、谭人凤三人负责。他们虽然都没有跟林淮唐见过面，但却有书信往来，也给过先锋队在人力、物力上很大的支持。
所以同盟会内部，自然把林淮唐当成黄宋一派的人。
黄兴和宋教仁都是湖南人，和广东人胡汉民并不完全是一路人；陈其美和胡汉民有一定私交，但也不算十分和睦。
三江两湖之人，在革命利益上，毕竟和两广人并不完全一致。
宋教仁说：“对，我来沪军都督府就是要说这件事情。英士，你看过林君汉发的解释通电了吗？”
“什么通电？”
“来，你看。”
宋教仁将林淮唐发出的下野通电交给陈其美看，说：“海珠亭事变各说纷纭，我们暂且不提。但就这通电报来看，林淮唐的确是大公无私之人。按理来说，事变责任七成在省城、三成在潮汕，但林淮唐却提出他和胡汉民两个人一起下野，共同承担责任的解决方式。
天下为公，不过如此。”
陈其美本来只是简单扫了一下通电，但越看却越觉得不可思议。因为就陈其美的了解，林淮唐一路席卷粤东、福建，并非是那种思维简单的单纯青年。
陈其美以为，海珠亭事变发生后，胡汉民和陈炯明两个人质都在林淮唐手上，他大可有其他许多方式迫使省城妥协，怎么会自解权柄，提出下野？
宋教仁感叹：“梁